人民供销社戳了谁的脊梁骨

文

赵皓阳大浪淘沙

最近铺天盖地的“供销社重出江湖”“供销社回归”“供销社重启”的新闻，看得我头疼，人家压根就没有“退出江湖”好不好：年的时候还举办了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；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年，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年销售额高达6.26万亿元——注意这个单位，是“万亿”。同年淘宝的销售额是3.4万亿，大约是供销社的小一半。

所以压根就不存在什么“重出江湖”的说法，人家一直就在江湖上，从数据上看还是江湖头号扛把子，不知道一群人高潮个什么劲。

我强烈怀疑，那些炒作“重出江湖”的媒体人，还有看到“供销社”三个字就吱哇乱叫的人们，是不是从来没走出过自己所在的城市，或者从来没留意过这个广袤的真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。这些人的生活就是，每天出入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，穿梭于高楼林立的CBD，每天网购的进口美食次日就能送达，在7-11和罗森惬意地购物——还必须要发音为“seveneleven”和“Lawson”，倍儿正宗……

你们不会以为全国都这样吧？不会吧不会吧？殊不知供销社体系在农村和乡镇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。城市的布尔乔亚们应该明白：自己的所有生活都不是“理所应当”的，这个世界比你们想象中的大得多。

我就很好奇，就算没有其他地区生活实践经验，至少应该旅游过吧。旅游也不是网红景点打卡，得看一看当地风土人情啊。我去泸沽湖玩的时候，四川这半边有一个达祖村，村里有一个德庆林寺，寺里有一个老师父和一条很开心的狗，就在这寺庙往稻城亚丁去的路上，就有一个供销社，我在里面买了好几个橘子，补充一下维生素。

我去西藏玩的时候，从波密县去然乌湖的路上，也遇到一个供销社，就在国道旁边，我在这里买到了无糖可乐。

我在林芝的时候，住雅鲁藏布江边的玉松村，这个村因为游客比较少，只有一个小卖部，只卖一些“康帅傅方便面”之类的东西。其实玉松村的村民不穷，因为在雅鲁藏布江景区内，每年分红都很多。但是这里的消费场景就相对贫瘠，要想买一点丰沛的产品，就得驱车20公里前往派镇，那里才有供销社和规模大一点的超市。否则就腰缠万贯，却只能吃“康帅傅”。

所以供销社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记住这句话，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，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。

我觉得探讨一下供销社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，科普一下供销社系统对农村、偏远地区人民的意义，这是极好不过的。但我是万万不能理解，为啥相关新闻和文章，用的都是“从前有这个东西，后来没了，现在又有了”这种口吻，这不是为了迎合某些群体刻意扭曲事实吗？

这个世界不是万事万物都为小布尔乔亚准备的，然而就是有群小布尔乔亚非要看见一个陌生的名词就开始叫唤了，然后把自己想象成这个陌生事物的受害者，觉得啥都是针对我来的，未来不会好了。呸。

再讲一个我在阿坝州的见闻：这个婆婆是当地的帮扶户，家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爷爷，这几年扶贫干部帮他家修了房子、修了露台，还有入户的自来水。婆婆特别热情，本身就挺困难，还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，都是品牌酸奶、饼干这些东西，一看就是别人送给她，一直舍不得吃的。

婆婆跟我们讲，她年轻的时候见过野生大熊猫。他们藏民管熊猫叫“白熊”，对应的是那种“黑熊”。她说野生大熊猫特别干净，因为深山丛林有露水帮它“洗澡”（相比而言圈养的大熊猫就很脏），而且身手敏捷，攀山越岭如履平地。

然后婆婆又回忆起她刚嫁过来的那些时光，打水要翻越一个小山包，来回将近三个小时，还要挑着两桶水，真的很苦。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让这个小藏寨变了大模样，现在自来水、电网、通讯基站、公路直接修到家门口了，特别感谢国家、感谢党。婆婆家里面正中央就是两位主席的画像，下面摆着一个果盘放着苹果瓜子。

他们藏寨总共就十几户人家，从市场经济的角度，修公路、修基站、建电网，几辈子也收不回成本来。然而这种事情就必须要有人做，因为这十几户人家也是人家，poorlivesmatter——穷人的命也是命。我讲的这个故事，供销社背后也是相同的逻辑。

网络上布尔乔亚们的“供销社惊诧论”，其实挺说明问题的：我看不见的东西、我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东西，即不存在；存在也不合理，那是为了迫害我。

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，穷人——购买力匮乏的群体，成为了彻彻底底、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，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。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——你又不能消费，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，我们也很难办呐。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，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，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“驱离”，成为“看不见的底层”。

就如齐格蒙特·鲍曼所说：“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，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，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。在今天，为了符合社会规范，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，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，因此，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、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、没有用处的人。”

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新自由主义政变”（鲍曼语）开始，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：税收大幅度减少，社保一削再削，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。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，在近20年中20%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%，贫困儿童的数量从万增加到了万，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。即便如此，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，比尔·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：“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”。

美国学者华康德（LoicWacquant）犀利地指出：“现如今各国的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，而是减少穷人数量（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）。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：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，今天‘好的穷人’是那些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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